她是一名清朝刽子手的老婆，那些被砍下来的脑袋无人问领，就会被刽子手带回到自己的家中，这些脑袋就会交由他的老婆处理。
她先把血污浸开，再用毛巾一点点擦过头发。那张脸还很年轻，眼睛没有完全闭上。她停了停，喊丈夫过来帮忙。邓海山伸出两根拇指，替死者合上眼皮。
头颅清洗后，要放在竹架上晾干。西边的阳光照过院子，影子拖得很长，邻居王寡妇从门缝里看了一眼，吐了口唾沫，转身就走。
这家人靠什么吃饭？靠的就是别人避之不及的东西。
三天后，头颅干了，邓李氏用草纸包好，放进垫着石灰的木匣。第二天下午，一个穿灰长衫的人上门，他是岳州医塾的杂役，付了两块银元，把木匣带走。
这种买卖，一个月总有两三回。
买主大多来自医塾，也有画壁画的人。去年秋天，一个被处决的癫痢头，买家嫌样子不好，只肯出八百文，邓李氏留了半个月，最后卖给城隍庙画壁画的师傅。对方要拿真人头颅参考，用来画怒目金刚的发髻。
遇到所谓的高手，价格又会往上抬。
光绪二十八年，一个拳匪头目被斩，据说练过铁布衫，三个买家争着要，最后抬到三块半银元，买走的是一名镖局师傅。这样的行情不常有，更多时候，邓李氏只能接受买家的挑剔。
邓海山知道这些，却从不问卖了多少钱。
他每次行刑回来，先喝半斤烧酒，再在堂屋条凳上坐很久。有时突然说一句，今天那个人腿软得站不住。邓李氏只回一声哦，手里的针线继续走。
街坊并不把他们当普通人看。
孩子们见到邓海山，会唱刽子手的俚曲，说刀下有鬼，夜夜跟着他回家。邓李氏去买菜，肉摊老板常说卖完了，实际上是嫌她碰过死人。
这个家有收入，却很难得到体面。邓海山靠刀吃饭，邓李氏靠处理首级补贴家用，他们都清楚，别人愿意花钱，却不愿意和他们坐在一起吃饭。
五月初四，邓海山接到一件大差事，要处置五个江洋大盗，五人都是外乡人。监斩官下令，首级必须在刑场示众三日。
那天特别热，邓海山午时动刀，汗水把号衣全部浸透。五个头颅挂在木架上，乌鸦在上空盘旋。三天后，他去刑场收首级，看守的衙役老赵却拦住他，说规矩只要求示众三日，没说首级一定要还给刽子手。
邓海山塞过去一块银元，老赵掂了掂，转身放行。
五个头颅被麻袋装回家，邓李氏从厨房端出绿豆汤，邓海山没有喝，先到院角的小神龛前点了一炷香。龛里供着一把木刀，那是他平日敬着的东西。
清洗到第三个时，邓李氏突然停了手。
死者耳后有一道月牙形旧疤，她想起七年前在湘江边遇险时，曾有个货郎救过自己。那个货郎耳后，也有这样一道疤。
这是认出来了吗？还是只是一个无法验证的相似记忆？
她没有说出口，水盆轻轻晃了一下。第二天，五个头颅晾满了院子，医塾的人上门，却只肯买三个。剩下两个，邓李氏用油纸包好，埋在后山茶树下面，没有立碑，也没有留下记号。
那天晚上，邓海山比平时多喝了二两酒。他忽然说，师傅当年讲过，杀满九十九个就收手。邓李氏坐在灯下补袜子，线头断了三次。
他们的生活，也在朝廷改变刑罚后慢慢失去依靠。
光绪三十一年，朝廷废除凌迟，邓海山的活计少了。次年，枭首也被废止。长沙县最后一次斩首，发生在光绪三十二年秋后，死者是一名盐枭。
那一天，邓海山手有些发抖，砍了两刀才完成。衙门给他十块银元作为遣散钱，捕头拍着他的肩膀，让他改行。
他试着卖过一阵煎饼，可孩子们远远看见他就哭，生意自然做不下去。
邓海山没了活，邓李氏的买卖却短暂变好。新式学堂开设解剖课，武昌、汉口都有医塾来订头颅标本。过去首级主要流向医塾、画师和少数行当，到了这个阶段，医学教育又成了新的买家。
可需求变了，货源也在消失。
死刑犯后来多用枪决，邓李氏能接手的头颅越来越少。说到底，这门生意不是突然断掉，而是旧刑罚、旧行当和旧市场一起退场。
宣统元年，邓海山肺痨加重。咳血的时候，他总梦见冬瓜，一个个滚过来，梗子上系着红绳。邓李氏当掉最后一只银镯，请庆云寺和尚来念经。
和尚念到一半，看见墙角竹架上的两个风干头颅，合十的手颤了一下。经念完，他没有收钱。
腊月十七，邓海山临死前说了一个数字。邓李氏俯身听见了，他说的是第二百九十三个。
这个数字代表什么，没人知道。是他一生经手过的首级数量，还是只记得某一名死者？邓李氏没有追问，只起身去打水。水还没端来，邓海山就咽了气。
丧事办得很简单，八名抬棺人都是他从前的同行。散席后，众人各自揣着奠仪，默默离开。
第二年春天，长沙模范学堂托人来问，邓李氏能不能长期供应头颅标本。她摇头说，没了，往后都没了。
她留下丈夫的行刑刀，其余工具全部卖成废铁。刀身有缺口，刃口那条白线却还亮着。
民国三年，邓李氏搬去湘潭投奔侄女，行李不多，最重的是一只用棉被包着的木匣。侄女问里面是什么，她只说，是吃饭的家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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