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红军长征的认知，始于中学课本，尤其毛泽东诗词，继而从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感受其伟大和悲壮，跨世纪前后长征题材的电视连续剧不断播出，我大都追剧观赏配资评测论坛，对人类战争史上这一现代神话般的创举高山仰止。近日拜读诗人宋耀珍的长篇散文诗《红》，又一次沉浸在诗行间散发的悲烈氛围中。诗人以宏大叙事与精微细节交织的春秋笔法，以沉郁绵密的抒情笔调和鲜活密集的意象群，铺展开这部作品悲慨的美学基调，呈现了一部民族救亡壮怀激越的史诗，使我在艺术审美中获得了心灵的洗礼。
《诗刊》2025年第2期以20余个页码推出这部长诗，并在卷首语中重点推荐，显然是看重了文本的精神含量和艺术价值。卷首语这样写道：“这一期我们重点推出了宋耀珍的长篇散文诗《红》。这篇散文诗以长征为主题，而关键在于它的构架、视角、写法、格局以及精神体量方面体现出来的特质和重要性，也有力地反驳了时下一些散文诗写作中存在的浅抒情、泛哲理以及过于散文化等问题。”我们这些年呼唤高峰之作，称《红》为一部宏大叙事的散文诗高峰之作恐不为过。
寓言和真实：
红色文学书写的创新和丰富
始读长篇散文诗《红》，首先感到一种扑面而来的寓言色彩，不多不少，诗人把握得恰如其分。这种不一样的写法，是对当下红色文学书写的一种创新和丰富。
展开剩余85%第一章开篇，写红军长征前和初踏征程国难危重、风暴压顶的历史场景。首节《杉木，居于风暴中心》便富有寓言味道，诗中写高大的“杉木”手握真理、额头上的智慧和坚硬，被狂风抽打，被寒风嘲讽；“大地将水土之力与杉木之根连接，签好了隐秘的契约”，“杉木怒发纷披，向风暴挑战。/风雪中的领袖，/火焰中的勇士，/镰刀与铁锤的儿子。/风暴中走过来一群战友，马尾松、榕树、毛竹、泡桐……和杉木站在一起”。其后也多次出现树意象，如第二章翻越雪山途中，“红军的领袖们像一座森林里靠得最近的几棵高大的柏树，树冠和树冠碰在一起，他们要决定红军下一步的行动。”这些充满寓言色彩的树意象，寓义领袖和将领扎根大地和民众因而经得起狂风骤雨，塑造出红军领袖们在危难中挺身而出勇毅前行的风貌。
诗人在“杉木”之后，祭出了“巨人”这个显词及其出场式，“失败让权利之刃越发锋利，巨人在破碎的雨夜里失眠”，“探路的巨人累倒在河畔……/他用一己之力推开了革命的晦暗之门……/巨人拄着粗壮的树枝站起来”等，还有惊慌失措的马匹、夜鸟惊飞凄厉的叫声、火把照耀着依依惜别的情景。其后领袖这一称谓亮相，延用，直至全诗最后一节最后一句：“领袖推门走出窑洞，天地为之一震。”杉木、巨人、领袖，世人皆知是指毛泽东，但作者没有点明，而且全篇没有出现一个姓名。
这种写法既是当前语境下的一种叙事策略，也是红色文学书写的一种创新和丰富。我欣赏这种寓言和现实交融，极富象征性的一系列意象和意境，犹如红军长征宏大的长卷徐徐展开，给人以多重的审美感受。我尤其赞赏诗人书写红军长征的文体选择，散文诗长卷既适于抒情，又有叙事功能，空灵与厚重兼得。
广角与显微：
领袖将军战士民众共铸千秋史诗
红军长征本身就是一部由若干重大事件和细节构成的史诗。长篇散文诗《红》的成功之处，首先体现在结构和铺排上。诗人以四章五十六节的巨大篇幅，既有广角镜头下的宏观鸟瞰，更有显微镜下对若干局部的细微特写；既有领袖于危难关头拨云见日、在高层博弈中曲折前进，也有将军在前沿、在担架上指挥若定等场景，更多展现了红军战士不畏牺牲冲破敌人重重围追堵截，沿途藏民和进步土司敞开寨门给予饥寒交迫的红军胜似黄金的支持。诗人以简洁细腻的诗意笔触，将海量的真实鲜活的细节呈现，完成了二万五千里长征宏大叙事的建构。
对重大事件和领袖的描写，莫过于具有历史转折意义的遵义会议。在《一座城池凸显在常绿阔叶林浓密的影子中》一节，诗人强调“一个国家的未来让这座城池彻夜不眠”，他写参会者的群像：“一匹奔跑的战马上燃烧的将军、一个被革职的军官拖着溃疡和忠诚在山路上跛行、一个担架上的革命者怀抱火焰与生铁赴会、一个英俊的俄语翻译决定站在悬崖和真理一边……”他写会场上：“唇枪舌剑，众心所归，/巨人挥动拯救的斧头，朽败的木屑纷纷跌落，退位者失去权威，得到宽恕。”寥寥几笔将一次历史性的会议呈现。
诗人以中央红军长征为叙事主线，没有回避嘎曲河边那一幕分裂红军的历史悲剧，但那只是迷途者的“绝唱”，中央红军继续北上，“前方是遥远的天际，想象和希望”。
诗人以唯物史观的哲学高度，把更多的笔墨投向了长征途中中下层指战员的冲锋陷阵、爬雪山过草地在极端恶劣环境中的坚定意志和不惜牺牲的精神。
长征开始阶段湘江血战的惨烈，没有阻挡红军长征的步伐。遵义会议后娄山关大捷，“旗帜插上最高峰”，但伤亡牺牲仍难以避免，多年后伟人在《忆秦娥·娄山关》词中有句“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抒发了长征途中沉重的感叹。三万战士强渡金沙江，“七条木船，三十七个艄公，七天七夜”足够悲壮。大渡河波涛之上十三根铁索，二十二名勇士飞夺泸定桥，更是中外战争史上的经典片断。
翻越冰雪夹金山是红军唯一的选择，“高山之上，积雪之光比刺刀更加锋利，寒冷让坐下来的战士瞬间凝固，/脚下一滑，战士就会像一截木头无声地滑落深谷……/举步为艰，相互搀扶，一步一步，/翻过夹金山，死亡孕育出新生”。同样艰辛的是过草地，腊子塘“雨水中的草原，像一座地狱。/战士们背靠背坐在草地上，像靠在一起的草垛”。树皮、野菜、皮带、草根“延续着这支队伍的生命”。而在《七百名战士坐在班佑河东岸》一节更呈现出难以置信却是事实的一幕：“他们的战友轻摇他们的臂膀，只摇醒一个小战士。/……无名战士汇入牺牲者的星群，他们尚在生命的清晨。”读之令人潸然悲伤。
作者也以大量篇幅动情地描述沿途民众球，尤其是当地少数民族对红军的拥护和支持。
《熟悉的城，再度归来》一节，写红军娄山关告捷后二进遵义，“父亲牵来马匹，母亲送来儿子……/茅台镇酒香飘荡，美酒盛在盆里，擦洗战士溃烂的脚；盛在碗里，给伤口消炎止痛；商船、门板和铁索架起来通向对岸的浮桥”。红军走过草地，俄界村八座山峰“像高擎在空中的八只红色大碗，盛满青稞美酒”欢迎，“藏族土司敞开粮仓，春风吹进一座小木楼”。在《哈达铺用土豆和小麦的温馨语言》一节，作者以抒情的笔调描绘“三军过后尽开颜”的情景，“战火被熄灭在百里之外，温暖的炕头像手臂、手掌和怀抱。/短暂的休憩像节日，破旧的军装洗净后晾在竹竿上，风和阳光梳理着纤维和记忆，弹孔的眼睛里保留着惊恐、危险和牺牲。”民心所向，胜利之本。沿途民众的接应和襄助，正是危难中的红军长征胜利的重要保证。
红与路：
主体意象及象征提升了艺术效应
诗人在这部作品中，将长征的自然地理环境和自己的美学追求融合，创造了“红”和“路”两个主体意象系列，以及树、风、河流、雪山、草地沼泽等意象系列，且具有鲜明的总体象征性，增强的、浓郁的艺术感染力和美学意蕴。
关于“红”之主体意象和总体象征。红军长征，篇名为《红》，红色意象系列自然有多种体现。有危难时刻领袖和红军将领“灯塔把火传递给另一座灯塔，那来到世界的光聚集在一起，照亮大河对岸”；有出征时“火把照耀着依依惜别”；有四渡赤水河“火把与战士在暗夜疾行，崎岖的路面向上延伸，发亮的枪尖划开凝重的天空”；有身边的战友牺牲，“一面红色旗帜下，收起了悲伤的战士继续前行”；还有战士深陷沼泽时掏出怀中的油纸包，“一张盖着红色印章的证件折叠处摆着七根火柴，/像七个亲密无间的战友，像七杆枪头锋利的红缨枪，又像七堆燃烧的篝火”；还有走出雪山草地转危为安时，“一杆红旗在猎猎大风中翻卷，旗帜下红军的领袖作动员令”；以及胜利在望时，“继续北上，陕北的一片红色中有更灿烂的光明和未来”。红色不单指上述具象，更是红军和共产党人的理想、信仰和追求、意志等精神层面的象征，从中可感受到红军这支队伍背负民族希望的精神之光。
关于“路”之主体意象和总体象征。红军长征是一条冲破敌人围追堵截，跋山涉水曲折前行二万五千里的路。作者对长征沿途的地理方位作了记录，包括重要的城池村寨、山脉河流等，可视作一部长征路碑志；同时营造了路的主体意象系列。红军强渡被敌人封锁的乌江，“浮桥上的战士，怀抱决绝与勇气，像怀抱炸药与火山”，弹火中的浮桥是长征路；红军强渡命运攸关的大渡河，“大渡河上空余十三根飘摇的铁索……”，勇士飞夺沪定桥的铁索是长征路；“雪连天，天连雪，没有路，只有向上，积雪成冰”，那是红军翻越雅克夏雪山在无路中前行；“浸泡在腐水中的荒凉，草窝里的积水含着毒素，一块块沼泽像大地皮肤上的溃疡，时间之手涂掉了道路、方向和尽头”，那是红军在布满危机和死神的茫茫草原拓路前行；“他攀上绝壁，扔下绳子像开拓出一条小路，/一百名战士像一百只壁虎悄无声息地向上攀爬”，那是红军在峭壁上以吊绳为路英勇歼敌夺得腊子口战役的胜利。浪涛上火网里的浮桥、铁索，无路的雪山、沼泽，万仞峭壁上的吊绳，这一个个奇绝的道路意象，寓意红军就是以如此巨大的勇气和牺牲完成了二万五千里长征的奇迹，红军长征也成为中国共产党人和人民军队无往而不胜的纪念碑和象征。
这首长篇散文诗回答了两个当下诗坛忘却或者回避的问题：诗歌可不可以重拾宏大叙事？宏大斜事可不可以达到崭新的艺术高度？当然配资评测论坛，回答是肯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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